解析中国未来农业的变革发展
解析中国未来农业的变革发展
30年多来，中国农牧业以年均10%左右的速度增长，就像一匹飞驰的骏马。中国经济迅速崛起、肉类消费强劲增长、劳动力相对过剩、粮食自给率高、环保成本低是中国农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的主要驱动力。然而，如果没有一个新的、科学的、可持续的发展模式，中国农牧业终有一天会面临增长的衰竭，甚至更糟糕。这一结果对中国肉类供给稳定及中国农牧企业的生存都会产生巨大的影响。
 
　　日前，华南农业大学经管学院院长万俊毅教授接受《广东饲料》专访，分享了自己对于农牧企业发展困境、产业化经营与竞争力构建的一些思考，分享了他对温氏模式的看法。万俊毅认为，农牧行业的竞争日趋加剧，带来了重新“洗牌”的机会。这是一段既辛苦又充满挑战的过程，农牧企业要善于捕捉低估值资源，善于整合产业链资源，善于提高资源转化效率，去主动赢得生存与发展的空间。
 
　　农牧企业面临三大挑战
 
　　记者：近年来，中国农牧企业获取各类生产要素的成本不断上升，突出地表现为融资难、拿地难和用工难。您觉得在经过了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之后，这些暴露出来的矛盾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万俊毅：这些“难”其实是宏观经济环境趋紧、行业竞争加剧和要素相对价格偏低共同作用的结果。在这些因素在内的诸多力量作用下，中国农牧企业面临的挑战更多元、更复杂。
 
　　首先，宏观经济环境趋紧。自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以来，主要发达国家经济复苏进程艰难缓慢，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增速纷纷下滑，经济增长放缓。在此情形下，各种贸易保护主义势力难免抬头，农牧企业进入国际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的成本上升。中国经济虽然有一枝独秀的美誉，但难以持续独善其身，已经进入新常态。新常态下，中国经济要实现持续的中高速增长目标，必然内生经济结构优化、产业转型升级、企业创新发展的要求，国家支农惠农政策有增无减，居民收入增加，消费需求升级，农牧企业机遇与挑战并存。往后，善变者则道路通畅：固守过去成功经验的农牧企业将越发感到获取生产要素难，经营模式甚至生存之路难以为继；不断变革、持续创新的农牧企业，才能俘获优质生产要素，提高要素产出效率，保持竞争优势，适应新常态，获得新发展。
 
　　其次，农牧行业竞争加剧。长期以来，伴随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准入门槛较低的农牧企业数量众多，且绝大多数企业规模小，缺乏竞争力，产品同质化现象明显。一旦行业的市场容量不再扩大，粗放经营的农牧企业的“好日子”也将结束，竞争策略从拼速度、拼规模、拼成本转向拼质量、拼服务、拼利润，以往被快速成长掩盖的经营“短板”问题暴露无遗。加之病虫害、动物疫情的大面积爆发，农产品价格大幅波动，因此带来的市场行情低迷，这些都有可能给行业带来重新“洗牌”的机会，使得农牧行业的竞争日趋加剧。另外，原料价格不断上涨，终产品利润下降，食品安全高压态势，行业电商愈演愈烈等因素，给农牧行业的竞争增添了压力，但同时也带来了动力。
 
　　再次，要素相对价格偏低。中国以往很长一段时间内偏好优先发展工业和城市，形成了一系列的重城轻乡、重工轻农的制度安排，尽管在新时期推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但是城乡一体的要素市场价格形成机制尚未完善，农村部分要素的市场交易价格被人为压低。以2011年的征地补偿为例，有调查数据显示，被征地农民得到的亩均补偿款仅为1.7万元，而地方政府出让被征土地的亩均收益却高达77.8万元。要素价格偏低，要素拥有者“惜售”现象在所难免，各地可见的耕地撂荒现象就是其中一例。作为农村地区生产要素主要拥有者的农民，由于财富积累不多，加上社会保障水平有限，即使生产要素价格有所提高，面对要素交易后的不确定性，受过日子的思维惯性影响，也不愿意轻易向市场多提供要素，除非要素价格大涨。显然，企业难以消化高价要素局面，供需矛盾不易化解。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正在崛起
 
　　记者：目前种植业也好，养殖业也好，都还没有完全摆脱小农经济形式，成本很高，收益很低。所以国家也在大力推动规模化、标准化和产业化，而不是现在的形式，这是共识。可是，对农民来说应该怎么拥抱市场？
 
　　万俊毅：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中国的农牧企业便与农民开展了多种形式的生产和流通领域的合作。自那时开始的农业产业化经营被社会各界寄予改变中国农业弱质性、农民弱权性和农村弱位性的希望。在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大力支持下，各类产业化经营组织日益成为农村经济发展中极具活力和生命力的市场主体，极大地推动了农民增收、农业增效和农村增富进程。目前，全国有各类农业产业化组织33万个，带动1.2亿户农户户均年增收3000多元。与其他产业化龙头组织比较，农牧企业在要素整合、产品研发、市场拓展、品牌塑造、质量控制等方面具有比较优势，带动农户的数量更多，与其合作的农户户均增收水平更高，12万多家农业企业已经成为整合农业产业链和价值链、推动现代农业发展的主导力量。
 
　　伴随农业产业化的发展，特别是在农牧企业的引领下，农民的市场意识、经营理念和技能日益增强，农民参与农业改革的意愿和能力与日俱增。一方面，农民主动参与农业资源的市场化配置改革。现在已经不再是“养猪为过年，养鸡为吃盐，养牛为犁田，种粮为吃饭”的半自给时代，也不再是政府订单支撑的“爱心农产品”时代，农民生产的产品和拥有的要素都要走向市场。这就要求农民必须摒弃固守资源的传统观念，特别是涉及到农地、劳动力和资金等要素的流动时，需要寻求利润化的市场化交易方式。另一方面，农民实现从松散参与转变为紧密嵌入农业产业链经营。面对市场竞争、质量安全压力和农户利益保障诉求，基于主体异质性和资源禀赋差异，各类农业经营主体尤其是农民必须参与产业链纵向分工和进行有效率交易，谋求合作剩余化，才能提升产业链的运营质量，提高中国农业的竞争力。在合作过程中，可能产生许多主体融合在一起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或许融合性主体更契合这里的“新型”之义。
 
　　记者：这跟国家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要求是不谋而合的。
 
　　万俊毅：从一定的角度看，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就是各类农业经营主体基于要素禀赋优势在产业链上不断分工演进并在变化情境中寻求有效交易方式的农业经营状况。农业改革关系现代农业发展，也关系农民切身利益。只有给农民赋权强能，让农民参与到农业改革的实践中，农民才能成为现代农业发展的受益者，中国的农业改革才能有更快的进展。
 
　　农牧企业与农户可实现要素互补
 
　　记者：温氏的“公司+农户”经营模式已经相当成熟，也非常成功。不过我们也了解到，农户还是有一些顾虑，主要就是自己的利益怎么得到保障。您对农牧企业与农民的合作，有怎样的认识？
 
　　万俊毅：农牧企业与农民是中国农业改革和现代农业发展中两类极为重要的主体，应该而且能够开展深度的合作。
 
　　首先，农牧企业与农民拥有的要素互补，两者合作基础坚实。农牧企业既有节省市场交易成本的组织内配置资源的权威机制，又有建立在科层组织分工优势基础上的管理、研发和营销等团队，化解疫病疫情、规避自然灾害和驾驭市场风险的能力较强。但是，受农地制度、生产分散和投入要素间歇性需求的约束，农牧企业既难把农民承包的土地有效集中起来进行持续的规模化经营，又对伴随动植物生长的具有间歇性特征的农产品生产过程的管理处于弱势，因为企业雇佣的劳动要素很难在不闲置的前提下完全与之匹配。农牧企业相对劣势的要素恰恰在农户那里具有比较优势，例如土地要素，现行法律赋予农户享有占有、使用、收益、流转及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权能，只要农户愿意，农地是可以被集中使用的；又如间歇性劳动投入，农业人口的老龄化、女性化、兼业化能与之较好匹配。一旦农牧企业与农户实现有效联结，不但两类主体拥有的要素优势互补，而且还可以凭借关系治理机制降低交易成本。
 
　　第二，农牧企业要为农民提供生产性服务，农民要给企业稳定的合作预期。农牧企业凭借自身的比较优势，为农户提供生产所需的产前、产中、产后服务：在产前，企业为农户提供种苗、前期经营准备的咨询，甚至垫付部分资金；在产中，企业为农户提供防治的疫苗或药物、饲料或肥料、生产流程合理化和产品标准化的技术指导；在产后，企业收购农户产品和提供下一期生产指导等。为此，企业必须在产业链上的幼苗生产、药物与饲料研发、生产流程设计、市场开拓、品牌塑造、战略管理等环节进行专用性投资，而其前提应是农户能够给予企业稳定的合作预期。目前，由于合约不完全、信息不对称、投资形成的资产具有专用性以及风险分担机制缺乏，加上土地流转价格上升、土地租约期限变更和农民家庭经济状况变化等原因，导致农牧企业与一些农户的合作关系难以持续稳定，这制约了企业的战略决策和长远发展。
 
　　第三，充分运用信任、互惠、沟通等关系治理手段，双方合理分配合作剩余。农牧企业与农户合作，能够产生仅凭任何一方都不能够获得的合作剩余，这是双方进行持续合作的根本所在。产生合作剩余已属不易，合作剩余在双方之间的合理分配则更难。其原因有三：一是双方为合作生产进行的投入不对等，对半分享合作剩余实属乌托邦式的口号；二是假使投入对等并且绩效衡量难题得到解决，双方投入单位要素的机会成本不等，两者化解风险的能力悬殊，合作剩余中的“风险溢价”收益应能有所体现，但具体体现多少，难以界定；三是社会厌恶各种租金导致的财富不均心理延伸到企业与农户的合作剩余分配领域，以及农户心理账户等作用，让各界总感到企业侵占了合作农户的利益，农户总感到还可以多分享一些剩余。双方签订的合同不能很好解决剩余分配难题，这已经被大量事实证明。这即是说，单纯通过合同机制的利益联结关系很难稳定，农牧企业与农户必须加强信任关系与建立声誉机制，还要运用其他包括互惠、灵活性、有效沟通等关系治理手段，来规范双边性交易，提高合作剩余分配的满意度。为此，农牧企业需要着力提高企业经营能力，增强企业的社会责任感，形成有利于合作的企业文化，善待合作农户和多向农户让利。
 
　　记者：这里边的双方合作涉及到一个非常关键的要素，那就是土地。《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在符合规划和用途管制前提下，允许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租赁、入股，实行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这个对于农牧企业来说，应该怎么解读，有什么意义？
 
　　万俊毅：土地在农民那里不仅是为重要的生产要素，而且是具有生活和养老保障功能的“命根子”。根据我们国家的规定，农村土地归农民集体所有，这是从所有权角度看农村土地的归属，已经界定得相当清晰，不存在争议的空间。但是，从产权的角度看，土地的各种权利并未得到清楚的界定，这源于产权是一组权利，是有多方面权能的权利束，可以分解。目前，相对于农民承包的土地而言，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的产权细分、权能界定和权益保护还存在更多的大量工作要做。中央允许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实行与国有土地同等的权利，意在纠正农村建设用地长期被低价使用的现象，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这对于农牧企业来说，是一个利好政策，只要在规划和用途管制范围内，企业按照市场法则获取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有了依据，拓展了企业缓解“用地难”的空间。
 
　　产业链竞争将成主流
 
　　记者：着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指出，民营企业要转型，要适应形势的变化，必须认识到资源配置效率的重要性。在资源配置效率面前，农牧企业要重点采取哪些措施，建立竞争优势？
 
　　万俊毅：首先，农牧企业要善于捕捉低估值资源。不易被他人注意的低估值资源或者还没有被人发现价值的资源，一旦被“慧眼识珠”，往往成为企业发展的优势资源。例如，宜宾全福饲料有限公司采用混合发酵处理当地废弃的酒糟，并分离出生物发酵蛋白粉作为饲料生产原料之一，生产出来的生物蛋白饲料没有添加抗生素，且与全粮饲料相比，每吨可降低成本200元-300元。
 
　　其次，农牧企业要善于整合产业链资源。无论是出于风险控制，还是弥补市场空档期，也无论是利用他人的互补性优势资源，还是增强自身的竞争力，行业的农牧企业多采用全产业链布局战略，整合产业链上其他组织的资源，进行产业链经营。农牧企业需要树立产业链经营理念，其地位可以主导，也可以从属，因为产业链竞争将成为农业竞争的主导方式。
 
　　，农牧企业要善于提高资源转化效率。企业是把各种投入要素转化为赢得消费者货币选票产品的组织机器，当各种投入要素既定时，转化效率就成为关键。企业必须优化业务流程，获取技术，发现新的市场，完善激励机制，实现提高资源转化效率的目标。
 
　　记者：认识到这些之后，农牧企业当下需要做的是什么？
 
　　万俊毅：必须转变发展理念和发展模式，从过去粗放利用资源、依靠战术营销的发展，尽快转变到集约使用资源、发现替代资源、实施品牌战略的发展。在这个转变过程中，每个企业受到的约束条件和遭遇的阻力不一样，但只要全行业开始行动，大家齐心协力，营建“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的行业规则，农牧企业才有可能走上转型发展之路。
 
　　《广东饲料》：现在农牧企业的日子还没有到很难的地步，因为市场还给机会。其实更为艰巨的挑战还在后面。
 
　　万俊毅：对。在农牧业高速发展的情形下，即使是高投入、低利润的传统发展模式，企业也还有市场生存空间。然而，农牧企业必须看到正在发生的行业生态环境的变化，一是技术进步日新月异，二是生产成本且行且涨，三是质量安全要求更高，四是生态友好成为行规，五是竞争日趋激烈，六是产业链经营已成常态。这里列举的仅仅是变化的主要方面，当然还有疫病疫情等其他变化。在不久的未来，农牧企业将迎来更大的挑战。即使是当下，行业的农牧企业莫不是在整合资源上“长袖善舞”，在提高顾客的让渡价值上“八仙过海”。显然，未来农牧企业的优胜劣汰更为明显，转型得好且转型得快的企业不仅能够很好生存，而且可以借助兼并、重组等资本运作手段发展壮大；抱着过去经验不放的企业的寿命越来越短。
 
　　中国缺熟悉现代农业发展规律的人才
 
　　记者：中国农牧业处于转型期，需要很多人才。但现在一个是综合型人才欠缺，一个是培养周期很长，您作为华南农业大学经管学院的院长，对于农业管理人才相对短缺的现象怎么看？
 
　　万俊毅：广义地看待管理，当前比较欠缺的农业管理人才主要有以下几类：
 
　　一是熟悉现代农业发展规律的农业部门管理人才。中国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和个人收入差距大，农民数量多，“三农”问题突出。例如，从农户数量看，中国约有2.2亿户农户，如何让广大农民成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一员，如何让农民嵌入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如何让农民参与农村改革和发展现代农业，迄今仍有很多问题未能很好破题。又如，政府出台一些平抑市场剧烈波动的农业政策，原是好事，但是有的未能充分考虑政策时滞，结果事与愿违，反而对市场波动推波助澜。因此，中国亟需一大批熟悉现代农业发展规律的农业部门管理人才。
 
　　二是熟谙农业行业发展趋势的行业协会管理人才。中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总有一些政府“不该管、管不了、管不好”的事情，这需要各类农业行业协会在政府和市场“双重失灵”领域发挥作用。农业行业协会能够为农业经营主体提供咨询、沟通、交流、监督、自律、协调、公正评判等服务。行业协会能否促进行业的健康发展，取决于协会提供的服务质量，而这又取决于管理者是否熟悉农业行业发展趋势和具备先进管理理念、渠道畅通技术、关系网络通道、国际交流经验等。
 
　　三是具备企业家精神的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着名的政治经济学家Joseph Schumpeter认为，经济发展是一个企业家精神发挥“创造性破坏”作用的动态过程。中国特色制度和广东文化孕育着具有岭南特色的企业家精神，涌现而出的具有企业家精神的经营主体是南粤经济的中流砥柱。然而，广东产业产值的年均增速在2001-2010年这10年间只有3.9%，比同期该行业的全国平均值4.2%低0.3个百分点，比湖北、山东和辽宁等地区的低0.7-2.5个百分点。这说明，农业行业的粤商企业家精神发挥作用有限。当前，急需一大批秉持变革理念、掌握先进技术、善于战略转型、勇于承担风险的具备企业家精神的各类农业经营主体。当然，这里讨论的农业经营主体包括具有长期合作理念的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广大农民。
 
　　记者：应该怎么去培养？
 
　　万俊毅：可以考虑在以下两个方面开展工作：一是抓紧培训各类农业管理人才。重点对农业产业组织的负责人开展市场营销与管理、信息技术、政策法规、合作知识及有关制度的培训，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和市场开拓能力；重点对各级农业部门和行业协会的相关管理人员培训，提高正确指导实践的工作能力；重点对农业发展较快的镇村干部、农村能人、农民经纪人进行培训，增强带领农民共同致富的本领；进一步整合城乡农民教育资源，制定、实施统一的培训计划，提高新型农民培训工作的实效，培养有合作理念、懂经营技术、能够接收市场竞争法则的农户群。二是积极培育各类农业经营主体的进取精神。加大对农业经营的宣传力度，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报纸、刊物、网络等各种载体，加强舆论引导，展示工作亮点，提供强有力的精神动力、舆论支持和思想保证；重视各级教育，在全社会营造与市场竞争机制相适应的进取精神，在注重培训农村经纪人、家庭农场主和大户的同时，尤其需要着重培养农业企业家和农村合作组织精英的企业家精神，发挥他们在农业创新经营的示范、引领和带动作用。